二○一五年 第四期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之研究──以顺德本为中心」
卜永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今年2015年乙未,是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西岳华山庙碑诞生1850周年,又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该碑毁于地震460周年,还是该碑四大拓本之一「顺德本」的主人李文田逝世120周年,历史与文物之运会际遇,奇巧如斯,谨撰一小文以志之,所谓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也。本文第一节简介华山碑之来历,和该碑三大拓本长垣、华阴、四明本之流传;第二节在林业强先生多年研究的基础上,1 探讨顺德本的来龙去脉;第三节对该拓本内孙星衍跋语的年份,作一考证与推测。

一、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及其三大拓本

西岳华山庙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立于华山脚下之华阴县,倡其事者为弘农郡太守袁逢,成其事者为袁逢的后任孙璆。作为天下五岳的西岳华山,在汉朝的国家祭祀理论内占重要位置,所以碑文一开始就引述《周礼·职方氏》、《春秋传》、《易》、《祀典》、《礼记》来论证西岳华山的正统与祭祀华山的重要,并指出汉朝历代君王均有定期祭祀华山的政策。东汉桓帝延熹四年七月甲子(161年8月16日),弘农郡太守袁逢鉴于华山庙内过去「所立碑石,刻纪时事,文字摩灭,莫能存识」, 就命人刻立新碑,但即将完事之际,袁逢被调迁为京兆尹,此事暂停,直至孙璆接任弘农郡太守,才正式完成立碑之事,时为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165年5月27日)。2

袁逢、孙璆所立的西岳华山庙碑面世于165年,时东汉因戚宦之争、党锢之祸而朝纲败坏,此后三十年间,黄巾作乱,董卓入京,汉室名存实亡。此碑则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的兴亡沧桑而默默无闻,直至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才引起注意。徐浩《古迹记》对此碑写了短短一句按语:「蔡邕石经、西岳等数碑,并为旷绝。建中四年三月」。3 又复二百多年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在其《集古录》对此碑作了一番历史考证,4 此碑才逐渐广为人知,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就收录了从徐浩到阮元本人凡23人25则题记。5

顾炎武指出,这块西岳华山庙碑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地震。6 此后,该碑拓本日益珍贵,清中叶以来碑学流行,华山碑以其年代之久远、书法之雄劲而声价日高,逐渐形成四大拓本之目。其中,有关顺德本的问题,本文将于第二节详细探讨,兹根据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诸家记载,对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之来历略作交代如下。

华阴本 又称关中本,为朱筠所有,故朱筠记载详尽:该拓本为宋末拓本。明万历(1573–1620)中,为陕西的东肇商(云驹)、东荫商(云雏)兄弟所藏。东氏兄弟转送福建武平籍的郭宗昌,郭对此高度重视,特于明天启元年大年初四(1621年1月25日)广邀亲朋,召开欣赏拓本大会,「一时名流跋者十余人」。步入清朝,此拓本为陕西华阴籍的王宏撰(无异)所有,后流入江南徽州府歙县何氏手中,再为该县教谕黄文莲(星槎)得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年后,乾隆癸巳(1773),黄将之送给朱筠。7 阮元记载与朱筠不同之处,在于此拓本王宏撰之后、黄文莲之前的经历。据阮元,康熙年间,此拓本从王宏撰流入淮安张劭(力臣)之手,又于康熙甲申(1704)出现在扬州周仪(确斋)家中,乾隆初年,此拓本为上海凌如焕所有,凌与黄文莲是乡亲,黄文莲于是得此拓本,时为乾隆三十一年。8 王昶记载又略有不同,他说此拓本在郭宗昌之后,曾为商邱侯氏所有,而不提王宏撰,后来凌如焕任职河南学政期间,得此拓本,凌与黄文莲既是同乡又是姻亲,于是赠给黄文莲云。9 朱、阮、王三人记载之异同,甚为有趣,但对本文而言并不重要,容他日另文探讨。

长垣本 此拓本的历史相对简单。据阮元,此拓本于明代为河南长垣籍的王鹏冲(文荪)所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此拓本归于河南商邱籍的宋荦(漫堂),继而由宋之同乡陈氏所有。嘉庆二年(1797),此拓本进入成亲王的诒晋斋中。10

四明本 此拓本最为独特,因为是迄今唯一「单纸未禫,整碑完全」的拓本,而非剪装成册的拓本,为阮元所有,故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记述甚为详尽:该拓本明朝时是宁波丰熙的万卷楼的藏品;入清之后,落到鄞县全祖望手上;再归范氏天一阁,可见一直没有离开过宁波府;乾隆年间,范氏请钱大昕儿子钱东壁编纂天一阁金石目录,事成之后,范氏为表谢意,就把这拓本送给钱东壁;嘉庆十年(1805),钱氏将此拓本典当予印氏;「(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归于余」。11  但是,阮元于同一书稍后又说:「(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归于余」。12 究竟阮元是在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还是十三年戊辰1808年得到四明本?这个问题关系到本文下一节考证孙星衍为顺德本题跋之年份,下文一并考证。

从上文之简略介绍可知,该三拓本均分别以其早期藏家之地望命名,嘉庆年间,华阴本归于大兴朱筠、长垣本归于成亲王,四明本归于扬州阮元。但顺德本却以其后期藏家之地望即李文田籍贯所在之广东顺德命名,为何如此?这无足深究,更重要的是顺德本的来龙去脉及其中孙星衍题跋年份的问题。

二、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

对于顺德本的研究,当然首推林业强先生编着之《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此书出版于1999年,除将顺德本原书作精美影印外,更收录了林先生自1977年以来针对顺德本而撰写的研究论着四篇。13 有关华山庙碑顺德本的重大问题,例如金农与顺德本之纠葛、金农双钩本所造成的误会与附会、四拓本缺泐之比较、顺德本捶拓年份之早于三拓本、顺德本题跋钤印之分析等等,林先生累积数十年「伏虎」功力,14 都已出深入之分析,得出扎实之结论。本文这一节简要介绍顺德本的来历,下一节对顺德本内孙星衍题跋年份,作一考证推测,庶几拾遗补阙于林先生研究之末尾云。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的四大拓本中,顺德本捶拓年份最早,是宋纸宋墨,长垣本次之,华阴本再次之,而四明本最晚,这是从四本缺泐字数之多寡而看出来的。15 顺德本所缺二页96字,是拓本册页之遗失所致,而非捶拓时原碑之缺泐所致。

顺德本最早可考的藏家似为金农,但金农本人在顺德本内并无任何文字题记,他目前存世的着述中也无只言片语证明自己拥有此拓本,只有金农的朱文长方印「金氏冬心斋印」,钤盖于顺德本首页碑额「华」字右侧。16 既然如此,为何历来大家都认接受「金农是目前可考的顺德本最早藏家」之说、似有毋庸置疑之意?即使林业强先生似亦未对此问题作系统性之阐述。原因大概是证据不足,大家姑且接受而已。兹展开讨论。

「金农是目前可考的顺德本最早藏家」之说,证据有二:第一、金农推崇华山庙碑书法,有诗句曰「华山片石是吾师」,金农目前存世的双钩本及摹写本甚多,证明他拥有、或至少有办法接触到顺德本。第二,顺德本拓本内最早的题记是孙星衍的题记,孙说:「此马氏玲珑山馆藏本,有宋牧仲、金寿门图书」,张古余道光元年(1821)的题记中,也说这拓本是「马氏玲珑山馆旧物也」,拓本内也有马氏印鉴,马氏就是十八世纪著名的扬州盐商马曰管马曰璐兄弟,马氏与金农同时同地而过从甚密。马氏有文化有钱财,金农有文化而常缺钱财,因此金农可能「把华山庙碑(拓本)让了给马曰璐」。17 李棪先生在1963年为顺德本题跋时,也推测是金农典当顺德本予马氏兄弟:

原阙二叶,殆由冬心斋付小玲珑山馆时,并明季清初题跋抽出,欲为他日必赎之地;冬心在双钩本附记尝隐约言之;独惜后来终未作延津之合。宝物忌全,果如是耶。18

林业强先生不表同意,他指出,迄今为止,找不到金农双钩本附记中的相关记载。19 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确实证明金农拥有顺德本在先、典卖予马氏兄弟在后,我们何尝不能推测是马氏兄弟拥有顺德本在先、卖予金农在后呢?因此,最保险的结论,应该是林业强先生这句话:「(顺德本)伍诒堂之后的流传经过很清楚,但早期的情况则很难考证」。20 不过,林先生也接受金农为顺德本最早藏家这个论点。另外,林先生最初发表于1977年的〈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一文,于图六的「四本历代流传表」中,在顺德本藏家金农之前,还写上「范氏」二字,21 林先生指出,顺德本每页均钤盖骑缝印,是白文二字放印,第一字为「范」,考虑到顺德本进入金农手上之前已经剪装成册,可以推测这范姓的骑缝印主人就是金农之前拥有顺德本的人,但缺乏史料,无法进一步考证范氏的身份。22 田中有1982年参考林先生该文而撰写有关华山庙碑顺德本的文章,转录了林先生「四本历代流传表」,但在顺德本这一栏中,就删去「范氏」,以金农为最早藏家。23 这是不甚妥当的。

总之,顺德本早期的存传情形,难以考证。目前的共识是:顺德本清朝之最早藏家为金农,其次为扬州马氏兄弟。这个共识虽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本文也姑且接受之,毕竟本文也拿找不出任何新证据。

另外,不得不交代一下金农双钩本这只「黑老虎」的「肆虐」情形及其「伏虎」运动之展开。金农应该是在康熙年间得此拓本,但隐蔽之珍藏之,只以双钩本示人,他人又将金氏双钩本辗转摹写,目前所见至少有11个版本,流传广、附会多,牵涉到翁方纲等金石学大家。直至清末,对于金氏双钩本的「伏虎」运动才开始。首先,同治甲戌(1874),李文田把两年前买到、日后被称为顺德本的拓本重新装裱,详加分析,发现碑文「《春秋传》曰:山岳则配天」的「传」字缺了右下方的「寸」字,翁方纲由于未见金农拓本,又以为金农双钩本依据的是长垣本,而华阴、四明本缺泐之处恰巧包括这「传」字,于是以为金农双钩本写错了「传」字。李文田指出了翁方纲这个误会,并指出金农双钩本就是来自其本人所藏之拓本而非长垣本。其次,光绪壬辰(1892),赵烈文在无法亲眼看到金农藏拓本即顺德本的局限下,仍然通过对于各拓本之分析,论证出金农双钩本并非长垣本。不过,针对金农双钩本的「伏虎」运动,集大成而收全功者,当然非林业强先生莫属。24

顺德本在十九世纪后的流传情形,就很清楚了。道光元年(1821)「三月望后」,张古余因官差而抵达扬州,用「缗钱十五万」,从伍福(诒堂)手上收购了这个「马氏玲珑山馆旧物」,此题记写于三月廿九日,可见这笔交易完成于道光元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九日间(1821年4月16日至4月30日间)。25 「缗钱十五万」究竟是多少?假设「缗钱十五万」是指铜钱15万文,据彭信威的估算,道光元年大抵相当白银一百五十两。26 

五十多年后,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1873年1月28日),李文田担任江西学政期间,「张氏后人有在江右者出此碑求售,余(李文田)遂出俸银三百收之」。27 李文田籍贯为广东广州府顺德县,这也就是顺德本得名之由来。李文田的题签说:「同治十一年,得之南昌,十二年,重治之」,可见李文田是在南昌买此拓本的,但张古余后人是谁、如何邂逅李文田等,李文田都没有进一步交代。李文田个人诗文着述,也无一字道及之,28 甚令人感到奇怪。无论如何,李文田买到此拓本后,重新装裱,详加考析,兹点列之:

  1. 由于此拓本脱漏二页96字,李文田请当时正好在江西任职县令的金石书法名家赵之谦以双钩方式「钩补缺页,以成全文」。
  2. 拓本内有严可均短短一行题记:「嘉庆甲戌(1814)冬,乌程严可均借观,其明年(1815)秋,可均又借观」。赵之谦提醒李文田,说严《铁桥漫稿》卷八有针对该拓本而写的长篇跋语,李文田请赵之谦抄录之,放在孙星衍题记之左。李文田自己再于赵抄严跋之左,低二格写一题记,解释原委,时为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十月。
  3. 就在赵抄严跋语这一页的最左侧,李文田又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八日(1874年6月21日)写一稍长的题记,抄录吴玉搢《金石存》,进一步说明顺德本早期藏家为金农、脱漏两页非始于金农、此拓本在孙星衍之前的跋语均于马氏时佚去等问题。换言之这一页内有李文田题记两则。赵之谦在另页写一题记,李文田也于其下再写一题记。
  4. 李文田自己在同治十三年(1874)下半年展开顺德本与三拓本的校对分析:李文田八月离开北京前夕,在吏部尚书崇纶家中借得四明本;同年十月十五日,抵达杭州,在梁恭辰(敬叔)处借得华阴本;同月廿四日,在严州府宗源瀚(湘文)处借得长垣本。李文田这三个月的校对分析工作,体现为他自己用蝇头小楷在拓本各页上写下的合共38则校记。29

由此可知,李文田于1873年初买到顺德本之后,重新装裱之,请赵之谦双钩补回遗漏的两页96字,又请赵之谦抄录原载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的题记,李文田自己写下三则题记,后来,李文田将其顺德本比对四明、华阴、长垣本,写下38则校记,再加上封面题签一则,合共42则文字,装裱工作完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考证分析工作则完成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末。

三、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内之孙星衍题记

由于顺德本内有孙星衍题记一则,孙星衍名声很大,李文田甚为珍惜之。但孙之题记本身并无日期,施安昌认为孙星衍跋语题于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30 但未有提出任何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孙题记左侧严可均嘉庆甲戌冬的观款而产生误会。林业强先生对此问题亦未有进一步说明,本节遂作一番推敲云。孙星衍题记全文如下:

此马氏玲珑山馆藏本,有宋牧仲、金寿门图书,诒堂得于广陵,真元拓也。华庙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兴朱氏、扬州阮氏共三本,幷此而四,足爲希世之宝。巴慰祖作伪乱真,识者勿惑之。孙星衍记。31

遍查孙星衍着述《孙渊如先生全集》,未见相关记载。但由于孙逝世于嘉庆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18年2月16日),32 则此题记不可能晚于此日期,换言之,我们已经得知该题记之下限。但是,能够考证出其上限吗?可以,线索有三。

第一条线索,是孙星衍「华庙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兴朱氏、扬州阮氏共三本」这句话。所谓「扬州阮氏」本,就是四明本,上文已指出,阮元自己说:四明本「(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归于余」,33 但稍后又说:「(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归于余」。 34 究竟阮元是在1807年还是1808年得到四明本?35 另外,道光三年(1823)阮元自己刊行的《揅经室集》,收有〈汉延熹华岳庙碑整拓本轴子二跋〉,也说「十三年戊辰,归于余」。36 换言之,阮元三度提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年份,一说1807年,两说1808年。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由于缺乏史料证据,我们不便强作解人,但也许不是阮元记忆出错这么简单,而是书画碑帖之类的文物,从购入到重新装裱面世,需要一段时间。正如李文田的顺德本,论收购日期是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论重治年份是同治十二年。总之,保险的观点是:阮元在嘉庆十二年丁卯、十三年戊辰(1807–1808)年间得到四明本。孙星衍既然说「华庙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兴朱氏、扬州阮氏共三本」,可见此跋语一定不会早于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孙阮二人,称兄道弟,于学术、诗文、金石方面均颇有交谊,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阮元找到秦二世琅琊台石刻,非常兴奋,写诗纪之,说要「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孙钱」即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三人;37 翌年,孙星衍刊行其《问字堂集》,阮元写长信恭贺之,自称「弟」、「侍弟」,而称孙为「兄」、「渊如仁兄年老前辈」;38 阮聘孙到自己创办的诂经精舍讲学,孙亦撰〈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以纪其事;39 嘉庆十一年(1806),阮元丁父忧,庐墓雷塘两年多期间,孙又步翁方纲韵题诗赠阮元。40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这一年,孙星衍55岁,任山东督粮道,一度署山东布政使,足迹遍及直隶通州、山东济南、济宁、德州等地;41  而阮元则44岁,在扬州丁父忧第二年,是年十月服阙入京,初任署理户部右侍郎,旋调浙江巡抚,自嘉庆十三年戊辰三月起,于浙江巡抚任内堵截追剿海盗蔡牵、张阿治等。 42 阮元最早有可能在丁忧扬州期间或服阙入京途中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消息告诉了孙星衍。可惜,孙阮二人目前存世的着述中,都没有他们就四明本问题切磋商榷的文字。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孙星衍如何知道阮元拥有四明本,可以确定的是:孙不可能早于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知道此事。如果还要进一步勉力推测的话,则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残字于扬州,复携元本至京师」, 43 再过一年,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三月开始,至是年冬天,阮元的四明本陆续增加了13则题跋及观款,包括阮元本人等25人。44  也就是说,阮元拥有四明本的消息传遍天下,更可能是1810年的事情,是年孙星衍仍任职山东督粮道,不但密迩京师,且更于四月押运漕粮北上,45  如果孙星衍前此对阮元拥有四明本一事毫无知觉,到了这一年,应该也收到风声了。

考证孙星衍题记日期的第二条线索,是「诒堂得于广陵」一句,诒堂是伍福的字号,惜此人史料存世者极少,只知他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活跃于南京、扬州一带的文化人兼文物商,1821年在扬州把顺德本卖给张古余的,就是伍福。孙星衍于嘉庆十六年(1811)因病辞去山东督粮道之官职,于是年重阳节前一天抵达南京,自此,除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侍候父亲赴京重赴鹿鸣宴之外,一直在南京、扬州一带活动,至1818年逝世为止。46  也许孙星衍就是在1811年之后,得伍福展示顺德本,并获邀题记。孙星衍与伍福确有过从,伍曾经请孙为一张画题记。47  这样,我们又不妨把孙星衍题记的年份的上限,推测为1811年。

考证孙星衍题记日期的第三条线索,是顺德本孙星衍题记这一页的「现场」布局本身。这一页合共有七则题记观款,除孙之题记无年份外,其余皆署年月,分别是:最左侧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二十年(1815)严可均观款,右侧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姚鼐、伊秉绶观款,右下方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吴修观款,最右侧道光七年庚辰(1827)魏成宪观款,左下方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胡嘉槐观款。孙之题记占据该页中间,其余六则题记,见缝插针,屈居左右及下方,假设李文田重新装裱顺德本时对此页无大改动,除吴修、魏成宪、胡嘉槐三人观款书于孙星衍逝世之后而毋庸议论之外,严可均、姚鼐、伊秉绶必然是在孙星衍题记已经出现这一「历史基础」上找寻空隙,写下题记,严、姚、伊三人题记,以严最早,时为嘉庆十九年。由此又可把孙星衍题记下限推测至1814年之前。

通过对以上三条线索的分析,及排比其他史料,笔者推测,孙星衍此题记的上限,应该是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丁卯或以后,更可能是在1810年即嘉庆十五年庚午或以后,而其下限,应该是在1814年即嘉庆十九年甲戌或以前。

四、总结

本文依靠林业强先生多年的扎实的研究,对华山庙碑四大拓本、尤其是顺德本的来历作一番梳理,又对顺德本内没有日期的孙星衍题记作一番考据,推测此题记写于嘉庆十二年丁卯至十九年甲戌(1807–1814)之间。而对于李文田之后顺德本的存传情形,本文就不处理了。

李文田对顺德本的重视及考订之用功,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李文田已重新装裱此拓本,此拓本仍在张古余后人之手时的原貌,就难以辨认了。而古人于书画册页上的题记,也往往随意为之,有谦虚自持、远隔多行、以小字敬书末尾者,有老实不客气或情不自禁大书册页之内者,此外或署于天,或写于地,见左侧略满则书于右侧者有之,见右侧已满又复书于左侧者之空隙者有之,再后来者则见缝插针,此外尚有原书页面脱落、新页增补挖改,题记位置移动等情形,总之鸿飞东西,雪泥斑斓,顺德本内就充满这些例子。可以说,顺德本这类的碑帖册页,就像历史本身,是层累地造成的。华阴县的西岳华山庙原址,和书桌上的《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一样,都是历史田野,都有待历史考古工作之继续进行。(2015年12月16日)

注释:

  1. 林业强编着,《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9)。
  2. 以上内容及引文,俱出《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原书拓本真迹影印部分是没有页码的。
  3. 转引自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文选楼丛书本,收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卷1,页1。又,本文所有西元纪元日期之转换,俱得自中央研究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软件:http://sinocal.sinica.edu.tw/
  4. 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
  5. 俱载《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具体包括:(1)徐浩《古迹记》,(2)欧阳修《集古录》,(3)欧阳棐《集古录目》,(4)赵明诚《金石录》,(5)洪适《隶释》,(6)董逌〈书跋〉,(7)吴曾《能改斋漫录》,(8)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9)屠隆《考盘余事》,(10)赵崡《石墨镌华》,(11)顾炎武《金石文字记》,(12)冯景《解舂集文钞》,(13)顾蔼吉《隶辨》,(14)吴玉搢《金石存》,(15)全祖望《鲒埼亭集》,(16)翁方纲《两汉金石记》,(17)钱大昕《潜揅堂文集》,(18)朱筠《笥河文集》,(19)毕沅《关中金石记》,(20)桂馥〈跋〉,(21)武亿《授堂金石跋》,(22)武亿《金石遗文录》,(23)王昶《金石萃编》,(24)阮元《揅经室文集》〉〈华岳碑二跋〉。
  6.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4。但赵崡《石墨镌华》对华山庙碑之毁灭有另一说法:「此碑嘉靖中犹在,一县令修岳庙石门,视殿上碑题皆当时先者,恐获责罚,此碑年久,遂碎为砌石」。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3。林业强先生详细分析顾、赵及诸家之说,认为华山庙碑因嘉靖三十四年地震而仆倒败坏在先,又因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十一年(1562)两次重修华山庙而被敲碎成为建筑材料,「这是汉延熹西岳庙碑的最后命运」。见其〈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08。
  7. 以上内容及引文俱出朱筠《笥河文集》,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0。另外,钱大昕《潜揅堂文集》亦引述黄文莲,谓此拓本「不知何时转入新安故家,星槎官于歙而得之」,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9。
  8.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5。
  9. 王昶,《金石萃编》,转引自《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5。
  10.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5–16。
  11. 以上内容及引文引文俱出《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6。
  12.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3,页33。
  13. 分别是:(1) 〈华山庙碑四本逐字剪装比较图〉;(2)〈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顺德本为题之专刊之介绍文章,1999年略为补订;(3)〈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4)〈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
  14. 林先生指出,被谑称为「黑老虎」的碑帖拓本,向来是造假的理想对象,造假手法层出不穷,林先生与「黑老虎」搏斗有年,遂以「康熙伏虎」为题,发表〈康熙伏虎: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举隅两例〉一文,简介华山庙碑各拓本之来历及其辨析过程与技巧,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通讯》2013年第2期,http://cloud.itsc.cuhk.edu.hk/enewsasp/app/article-details.aspx/3839818E3F82336DB4C9BB892758B003/ 浏览日期:2015年12月11日。
  15. 林业强,〈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顺德本为题之专刊之介绍文章,1999年略为补订,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86。
  16. 见〈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18。
  17. 锡珍,〈金农与西岳华山庙碑〉,香港《大公报》艺林版,1966年1月30日,转引自林业强,〈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86。
  18.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64。
  19. 〈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35。
  20.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00。
  21.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92。
  22. 〈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00–101。
  23. 田中有,〈小玲珑山馆本西岳华山庙碑简介〉,《书品》,267号(东京,1982),页4。又,田中有于该文页6引述马子云先生1961年发表于《文物》之文章时,误作「一九一六年」。
  24. 见〈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17–150;有关李文田之考证,见该书之顺德本拓本原文影印部分,无页码;有关赵烈文之考证,见该书页124、128。
  25. 张古余题记,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原书影印部分,无页码。
  2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版),页831:「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有换到二千文的」,亦可参考页831–832的「清代制钱市价表(二)」,其中显示,道光八年,苏松地区白银1两兑换制钱1,300文。
  27. 李文田题记,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原书影印部分,无页码。
  28.  李文田着述存世者颇多,但主要以蒙元史考证为主,真正个人着述,只有他逝世三十年后、门人徐珂编纂的诗集,薄薄四页,完全没有提及自己收购顺德本之事。见李文田着、徐珂编,《李文诚公遗诗》,1925年刊,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27册,总页235–236。
  29. 李文田题记及各校记,俱见《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原书影印部分,无页码。顺德本目前最早的题记文字,是「北平周学和」的题签,此题签无年份,但李棪先生认为出于明代,见其1963年2月跋,《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64。
  30. 施安昌,《汉华山碑题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18。
  31. 孙星衍题记,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原书影印部分,无页码。林业强先生反覆查阅顺德本全书,均找不到宋荦(牧仲)印章,怀疑是孙星衍把拓本首页碑额「庙」字右方的「审三堂图书印」的「审三」二字误为「漫」字,而以为这就是字号「漫堂」的宋荦的图章,见其〈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载《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页100。本文以为也许存在另一可能性:即宋荦的图章可能钤盖于顺德本脱漏的两页内。
  32. 张绍南编,王德福续编,《孙渊如先生年谱》,清抄本,卷下,原书无页码,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119册,总页510。
  33.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1,页16。
  34.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3,页33。
  35. 考虑到本文用的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是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的排印标点本,笔者查阅该书原刊本即文选楼丛书内《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发现原文的确如此,见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载阮亨编,《文选楼丛书》,道光壬寅(1842)刊,卷1,页21b,卷3,页5a,收入严一萍《百部丛书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第四四《文选楼丛书》第16函第140册。
  36. 阮元,《揅经室集》,道光三年(1823)刊,第三集卷3,页15a,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9册,总页218。
  37. 〈题秦二世琅邪台石刻〉,《揅经室集》,第四集诗卷1,页10b–11b,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总页301–302。
  38. 〈问字堂集赠言〉,载《孙渊如先生全集》,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刻本,卷首,页5b–7b,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7册,总页387。
  39.  载《平津馆文集》,卷下,页20a–25b,收入《孙渊如先生全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总页545–546。
  40. 孙星衍该诗,题为〈题阮中丞元雷塘表墓图次翁阁学方纲韵〉,载《澄清堂稿》,卷上,页11b–12a,收入《芳茂山人诗录》卷2,收入《孙渊如先生全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总页588–589。
  41. 《孙渊如先生年谱》,清抄本,卷下,原书无页码,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9册,总页498–500。
  42. 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65–76。
  43. 四明本阮元题跋,载《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3,页34。从该书卷1页16–17可知,阮元授意其门生、长洲籍吴国宝摹刻二碑,立于阮元自己在扬州北湖的阮氏祠塾。
  44.  除阮元外,还有成亲王、翁方纲、树培、树琨三父子、觉罗桂芳、桂菖兄弟、陈崇本、严可均、张鉴、陆绳、马履泰、言朝标、朱文翰、朱鹤年、宋湘、张问陶、陈寿祺、屠倬、陈均、蔡之定、程荃、张岳崧、洪莹、朱瀛,合共25人,见《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3,页33–37。
  45. 《孙渊如先生年谱》,清抄本,卷下,原书无页码,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9册,总页505–506。
  46. 《孙渊如先生年谱》,清抄本,卷下,原书无页码,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9册,总页506–510。
  47. 孙星衍,〈伍怡堂索题南山图乃王麓台为其先世张太夫人作〉,收入《芳茂山人诗录》,卷8,页9b,载《孙渊如先生全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总页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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