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谈实录

大学保健处副处长临别寄语

(Photos by ISO Staff)

赵夏瀛医生
大学保健处副处长
1990年9月加入保健处为驻校医生

 

本在英国专业儿科,发展顺利,为何转投基层医疗?

回港前我曾在伦敦大学皇家费尔医院医学院担任儿科讲师,也从事研究,并参与建立儿科换肾部门,够挑战性,也有满足感。但多年的工作经历令我深深领悟到预防胜于治疗;例如我见过因没有注射疫苗,患麻疹而严重失聪以及患脑膜炎致死的病童;而这些不幸都是可以预防的。其后在社区工作,我认识到教育群众正确的医学知识、扭转误解的重要,更坚定了我从事基层医疗的决心。我相信工作的价值是自己赋予的,做好教育和预防,有助减少病患和并发症,所以基层医疗绝不是次要的。

为甚么回港加入中大保健处?

当时丈夫应威尔斯亲王医院聘请,我们举家回港。我则选择了以基层医疗为主的中大保健处,一来因为这儿的工作环境自主开放,可以让我秉承自己的理念和信念行医;二来两个孩子才两三岁,这份工作可让我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平衡。我工作得非常开心及有满足感,当年的选择十分正确。

可否说说病人期望和保健处角色在这些年间的改变? 

二十多年前,医生断症开药便可。近年资讯发达,病人知识多了,会提出很多疑问,或拿网上资料向医生求证,并期望医生详细解释病理和药理。所以医生更加需要不断进修,掌握最新的医学知识和发展。

而保健处除提供基础医疗,还渐次旁及身心治疗、复康和教育。近十多年来,透过健康促进及防护委员会,参与策划全校的公共健康措施,推动校园保健大使计划,办讲座、急救班,希望达到健康大学的理想。 

哪些经历最是难忘?

那定是2003年3月11日至6月23日的沙士疫潮,我们倾尽全力,面对陌生的敌人,打一场不知该怎样打的仗。虽是战战兢兢,人心惶惶,然而保健处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整段期间没一位员工请假。每天早上八点早会,计划工作,互相打气后,迈向又一天的挑战。初期有一天来了一百六十多位学生,都说接触过一位患了沙士的同学。保健处差点招架不住,只得临时设立一个筛检区。运作了一个月,疫潮情况愈加恶劣,又另辟一区,专为发烧和怀疑染上沙士者诊症。所有医护人员穿上防护衣物,轮流到这些隔离区看病。按记录在隔离区设立期间我们看了八百六十六位发烧病人。大学也在保健处楼下另设专用宿舍,供因发烧而滞留香港的国内同学或访问教授暂住,由我们全面照顾。我们本不是二十四小时的编制,在有限资源下,也还算应付得不错。这个团队令我自豪!

很多人都说赵医生看症令人舒服,你怎样和病人建立起关系?

有了信任,万事俱易。病人信任医生,会把医生说的每句话铭记于心。有时经过了若干年,病人提起当年因为听从我某句话,他便做了甚么甚么的。对于这种多年累积下来的信任,我珍而重之,而且兢兢业业,因为我深明信任背后的期望与责任。信任始于沟通,聆听则对沟通十分重要,尤其是弦外之音。曾有一位病人只是诉说一些表面症状,我硬是觉得没那么简单,到她站起来要走了,我问她:「你来找我应该还有别的事吧?坐下,我们再谈谈。」她立时就哭了──可能是多年的经验让我略懂解读身体语言吧。同理心也很重要,从病人角度感受,给予关怀安慰,让病人感觉你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对抗病魔。不要把病人当作只是一具躯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兼顾身心。

退休后有何计划?

先放一个悠长假期吧,每天自然睡醒,重拾一些放过或错过了的活动及事物。例如重新学习我那曾经足以沟通但已丢疏的法文,多看一些心仪的文学作品,跟久没有联络的好友见面,到处走走,看看北极光,到到秘鲁的马丘比丘,寻找一些新的经历。当然亦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经过半年的过滤和沉淀,储足能量后,再考虑怎样继续医疗保健服务,但肯定不会是全职的了。

本文出自《中大通讯》第500期(2017年6月)

标签
赵夏瀛 大学保健处 处长 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