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处   19.3.2012

394

黄永成教授
 
《中大通讯》第394期 > ……如是说 > 研究院院长黄永成教授

研究院院长黄永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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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在大学里发挥什么功能?

研究院的管理结构是矩阵式的,没有专属的教学人员,课程通过各学院学系里的学部筹办。我们主要是订立长远策略,管理研究生课程,确保质素,提供基本支援,也给研究生一个集中的谘询点,帮助他们处理学业问题。

研究院对研究生的学习有何支援?

研究式与修课式课程同样要求学生有本科训练,在知识层面和所习专业有一定阔度和深度,继而在这基础上钻研,例如开拓新思维或深造专业。Improving Postgraduate Learning是研究院唯一直接开办的学习单元,广及资料搜集、实验室安全、论文写作、抄袭剽窃、陈述技巧等课题,也有语文训练,可说是研究生应有的「通识」。

中大研究生人数在四五年前赶上本科生人数,其后更一直超越之。这个现象反映了什么?

本校研究生人数约一万二千,是多是少,要看大学的定位。研究式课程学生人数在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应较重,在外国,与修课式课程学生多是五五之比。我们的研究式课程学生才约二千,如可提高,研究型大学的角色便能发挥得更好。学生人数增长主要在修课式课程,八间学院开办的广泛课程吸纳不少学生。学生来源也起了变化,以前是兼读为主,现在全日制的多了,有好几千,不少是内地生。香港其他院校也出现这个情况。

你怎样看研究院课程成为大学的赚钱工具这个说法?

修课式课程以自负盈亏的模式运作,始自十多年前,政府认为某些课程能满足社会和学生的需求,但未必需要用公帑支持,所以决定不再直接资助。另一方面,现在为配合政府实践发展香港为教育枢纽的使命,招收了不少外地生。大学在发展之余必会兼重质素保证和本身的长远目标,课程和学生不可无止境增长。而且,应怎样发展教育产业,整个社会应有共识,值得探讨。

促使研究院课程产生的因素是什么?

研究式课程的产生较多学系主导成分,最近推出的生物医学工程哲学硕士博士衔接课程,主要是大学和工程学院主导的:既立意开拓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便要招收研究生。修课式课程则受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如医学院推出的一批新课程,明显是回应社会对某些专业训练的殷切需求。开办新课程的理念,初期可能是来自个别教师的构想,非正式场合的讨论,这往往是重要的创造源头。

展望未来,研究生课程需要怎样求变?

哲学博士是研究式课程的重心,这课程的制度沿用了上百年,严格来说是为立志以学术研究为终身事业的人而设的。然而,一方面全球学术研究工作的岗位实在有限,另方面有部分刚念完本科而又想继续进修的,未必确定以投身学术研究为目标,却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哲学博士课程。这亦是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对的同一难题:获政府资源培训的哲学博士,如果最终非以学术研究为终身事业,那是否资源错配?社会急速发展,对科研人才的需求不断更新,值得重新检讨课程内容的设计,例如,是否应提供额外训练,于个别哲学博士课程加入行政管理的知识,像德国将工业培训纳入课程,又或在哲学博士以外多发展不同的博士学位等。这都是整个社会跟教育界须共同探讨的。我必须强调这不是香港单独面对的问题。

如何兼顾教研与行政?

时间分配其实简单不过,因为行政工作有其迫切性,故必优先处理。教学也是。我仍保持每年教授一科和督导研究生。一有时间我便会做通讯和信息控制的研究。教学和科研给我更大的乐趣,尤其是行政工作遇上困难,难题未能解决时,做研究也可视为调剂。当然,收到学生对课程的好评,也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公余有何嗜好?

游泳和音乐是我纾缓工作压力的两大嗜好。无论古典音乐或中西流行乐曲,只要是有创意、有意境的,我也喜爱。享受音乐是一种感性的过程,但音乐也有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亦可提供抽象分析的无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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