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处   4.6.2012

399

傅高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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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讯》第399期 > 校园消息 > 来访 > 傅高义教授眼中的中文大学和邓小平

傅高义教授眼中的中文大学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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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文大学一直以促进中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己任。今天世界已成地球村,东西方的分际迅速消失,你认为中大该如何自处?

香港与中大对于中国向西方开放和快速现代化,肯定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大在1970和80年代的角色尤其独特和关键,今天依然如此,尽管侧重点或许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来到这里,仍然感到感到宾至如归,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员,而不是外人。现在的中大比以往更国际化,而随着香港在商业和学术上愈来愈跟珠三角融合,中大将发展为这个地区文化活动的重要枢纽。

你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研究兴趣,是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你在帕森斯指导下所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完全不同的题目。

没错。我原来的兴趣是有关家庭的社会学研究。但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风潮过后,逐渐对中国和日本感到极大兴趣,而哈佛大学是这股重新认识亚洲的学术潮流的重镇。所以我就转而投身亚洲研究,学习中文和日文,在此过程中费正清等前辈学者给予我极大鼓励和支持,而我后来也接替费正清出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你那本令人翘首以待的巨着《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刚刚面世。能否简单说说邓小平最重要的政绩是什么,他治国手法有哪些方面最令人怀念?

文革切断和阻碍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连系,这场劫难过后,邓小平令国家恢复秩序和生产力。他不只是当时唯一主张改革的领袖,他也没有清晰的改革蓝图。他以史为鉴,尤其是从中学习治国安民之道。他不让意识形态之争撕裂国家,并且重视令人民温饱,藉着推动经济改革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

邓小平成就的基础,是他长期历练所积累的经验,他在生涯中涉足治国的各个重要层面。他除了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外,还有多种才能,既是革命英雄、出色军事家,亦是精明的财政部长,并且是领导有方的地方政府首长。在他那一代的中国领袖中,他最擅长与外国元首打交道,跟他有交情的包括美国总统福特、卡特、列根和老布殊,还有英国的戴卓尔夫人。他与香港要人如包玉刚、麦理浩也相处融洽。他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或许是打动他们的原因:列根就觉得邓小平完全不像共产党员。

邓小平制订的政策和方向,还有多少是中国仍然遵循的?

我认为他的基本政策仍然得到遵循。这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可见一斑:经济改革持续、重视科技发展、主要政府官员年轻化、任人唯才和重视考试制度,以及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所奉行的宏观政策。

对于香港的政治局面,以及中央政府对于这里情况的看法,你有何观察?

以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的角度看,与邓小平在世时相比,现在香港和内地的差异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中国大陆富裕多了,内地的经济成功和内地人购买力强大,是推高香港物价的因素之一。中央政府希望香港长期和平稳定发展,会一直密切注视香港的情况,随时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但不要忘记,法治以及香港廉政公署等机构背后的理念,在内地许多地方才刚刚开始建立,有些香港人对此可能感到不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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