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处   4.9.2012

402

马丽庄教授
社会工作学系系主任(Keith Hiro摄)
 
《中大通讯》第402期 > ……如是说 > 马丽庄细说社工缘

马丽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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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跟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社会工作结缘?

电影、文学里任何癫狂的事物,只要跟人的心理健康有关的,我都觉得有趣,所以我很早已肯定自己会做相关的工作。念社工最后一年,我在基督教联合医院精神科实习,甫踏进病房,便知道:「是这儿了!」毕业后,我加入其精神科诊所,当了七年医务社工。那是个非常优秀的跨团队,我战战兢兢,尽量吸收。没有两个服务对象是完全一样的,在接触过程中,对方成了你的镜子,令你反思很多问题。这七年可以说奠定了我一生的事业路向。

你常从事以内地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主要在哪方面?

最主要是如何用家庭治疗帮助厌食症患者的研究,在2001年展开,年多前完成了。当时我每周抽半天到深圳南山医院的深港家庭治疗中心,边为求助家庭提供治疗,边做研究。

在内地展开研究和治疗,可遇到什么障碍?

有需要的人很多,但案例比想像中少。因为普罗大众以至专业医护人员对家庭治疗、心理治疗、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等概念欠缺认识,未必懂得适时转介。此外,为了保障收入,少数医生会抱着病人不放,头一年我可碰了不少钉子。

和内地案主的沟通如何?

文化大革命对内地人民影响深远,欠缺信任是其一。他们虽因我是香港人而指明要来见我,但用的却是假名,因为骨子里还是不信任,简单至月薪等资料,他们也永远不会告诉你真的。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我的案主有来自东北、西安、内蒙古、贵州等地,风俗习惯各异,带给我很大冲击。

是什么令你坚持在内地的工作?

一个简单信念:当年,我们受惠于美国人、英国人、或一些受过英美教育的本地学者的教导,如果有人需要我的知识,我理所当然应该传授开去。在香港,我算是资深的专业人员,在内地,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跟各色人等切实接触,是激荡思考,提升专业的难得机会。

社会工作者面对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社会笼罩着一股民粹、欠缺包容的气候,颇为郁闷。人们问的是社会欠我多少,可以给我什么,而不是我要尽些什么责任。社工除了服务案主外,还要处理议员和政治角力衍生的问题。这不单是社工的挑战,对医疗专业,以至社会整体都不是好事。

中大社工系令你引以为豪的是什么?

是尽心学习、不断成长的学生;是师生承传的文化;是同事在要计算论文数量研究产出的外围环境下,努力不懈,出色达标之余,仍没有忽略或放弃培育下一代;是校友,在百忙之余仍回来一个带一个的提携学弟学妹,且在各自工作的机构为他们发掘学习机会;是系里充满人情味的感觉。

社会工作的概念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有关概念其实在1949年前已萌芽,燕京大学便有社工科。但在八十年代之前,内地有社会福利却无社会工作的观念。香港则比国内走前了五十年。近年国内急起直追,曾有来访社工系的内地高官说,他们明白社会矛盾大,必须重视社会工作,否则要付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代价。2006年的六中全会审议通过「造就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文件一下来,内地大学出现了超过二百个社会工作课程,硕士课程也近百,但不流于纸上谈兵的实在不多。

香港在这方面可如何出力?

中大社会工作系便在国内做了不少补足的工作。我们的社会福利哲学硕士博士衔接课程学生一半来自国内;社会工作社会科学硕士课程则是三分之一。他们接受严谨的学术和专业训练后,不少返回国内。此外,我们支援国内重点大学,组织学者来港观课;又筹办研讨会,与南开大学在2008年成立的社会政策联合研究中心便定期为中港台的研究生举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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