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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难题两面观──哲学家看生死伦理

李教授与Thomas Nagel(右)在纽约
李教授与T. M. Scanlon(中)在香港
电车难题

中大早前成立生命伦理中心,其筹划委员会的成员中,哲学系李翰林教授是唯一非来自医护或生物学领域的。李教授专研应用伦理学,并认为用哲学检视公众关心的议题(堕胎、安乐死、医助自杀等,在道德上是否可以容许),能厘清头绪,有助寻找解决办法。

李教授以几个两难处境和一个「双效原则」来讲述他的研究领域。

移植案例

假设某医生有五位病人,各患有不同器官的衰竭。医生若杀死一名前来做例行检查的健康者,就可以移植他的器官给这五名病人。大部分人会认为,杀害无辜去救活五个病人是不道德的。

那么,再假设,甲地有五个陌生人,乙地有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拯救其中一地的人,但无法全救。多数人会觉得应该救甲地的五人,而非乙地那一个。

是什么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双效原则指出,直接的蓄意伤害与仅为预见的伤害之间有道德差异。伤害无辜摘取其器官,是直接的蓄意伤害,因此道德上应受谴责;而放弃乙地的陌生人(而救甲地五人)则仅属于可预见的伤害。

双效原则同时要求,恶果(或伤害)绝不能是达致善果的手段。也就是说,不可以强夺陌生人的肾脏去救自己朋友,尽管并非存心致陌生人于死地。因为促成救活另一人这个所谓善果,是以伤害(夺走他人肾脏)为手段。

双效原则也要求善果应大幅抵消间接造成(或预见)的恶果。

双效原则可溯源于罗马天主教会,当时教会根据这个原则证明,为救活母亲而压碎胎儿头颅的穿颅术是道德所不容的,因为这等同蓄意谋杀。但另一方面教廷却允许子宫切除术,如果孕妇子宫有癌症,要救她就必须切除子宫,即使胎儿会因此而死去。

然而,双效原则并非颠扑不破的。试想有位外科医生可以救活五个病人,但手术过程会产生致命烟雾,烟雾会渗到隔壁房间,杀死那边一个病人(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移走他)。虽然根据双效原则,这项手术是合理的,但道德哲学家普遍认为,在这个例子中根据双效原则得出的答案是错误的。

电车难题

另一个类似问题近来也引起学术派哲学家热议。情境如下:你在驾驶电车。有恐怖分子绑了五个无辜市民在前方车轨。煞车已被破坏,如果袖手旁观,电车就会辗过那五个人。唯一化解方法是将电车驶到右边岔道,那边只有一个人被绑在轨道上。你会选择右转,还是任由电车向前?

几乎所有人(包括认同双效原则的人)都同意,右转在道德上是容许的。

要是不右转,恐怖分子给你另一选择,可以将一个胖子推到电车前,及时阻止电车前进,五人得免被撞(而胖子则被撞死)。虽然同样令人为难,但有人会认为,把电车驶向右边,比起亲手推下一个血肉之躯更可接受,后者给人感觉在「利用」那个胖子。

循环路线案例

再假设:如果你驶入右边旁轨,电车会辗过那个人。但在这个版本中,电车转一圈后会回头辗过主线上的五人。不过,如果你以一定方式控制驾驶,电车撞上旁轨的人后会停下来。相当于你利用他煞停电车,效果与上文的胖子一样。然而,这样煞停电车似乎比推胖子落轨较令人接受,为什么?

李教授这样看:在移植案例中,杀死健康的人是不容许的。没有征得他同意而杀害他,是侵犯他的生存权。是否可以考虑:五个器官衰竭的病人就谁应放弃治疗、捐出健全器官给其余四位病人达成协议(例如通过抽签)?

对于胖子和循环线的案例,李教授认为,不容许利用他人(胖子)与容许利用他人(以旁轨上那人煞停电车)之间有道德差别。你可辩说,旁轨上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死,因此电车是否因他而停与道德无关。但如果亲手把胖子推往死路,就是侵犯他的生存权。

分岔口难题

最后,李教授提出一个电车难题的变奏:一辆失控的电车驶到分岔口,司机必须选择左转还是右转。左转会撞死五个人,而右转只会撞死一个。后果和电车难题一样,但抉择则相对明显,因为避免一场会令五人丧命的祸事(善果),起码在算术上胜过撞死一人的事故(恶果)。如果认为电车难题中的司机什么也不做,任由电车向前驶是道德所不容的,那么电车难题就和分岔口难题并无二致,因而在这两种情况司机都应右转。

为这些难题找答案并加以比较,是李教授等哲学家训练思维的方法,也是生命伦理中心在哲学层面的探讨。

李翰林教授小传

李翰林教授于普林斯顿大学修读哲学,其后转往牛津大学念法理学,并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李教授受业于Thomas NagelT. M. Scanlon两位赫赫有名的当代哲学大师。执教鞭之前,李教授为香港执业大律师达三年,主要处理刑事案件。他的研究兴趣为应用伦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及法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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