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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娥:医人比医病重要

陈重娥教授
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所长
(Photo by ISO staff)
(Photo by ISO staff)

1984年你在英国医科毕业,那正是香港前途未卜之时,为何还决定回港执业?

那时我在英国居住十年多了,然而,香港始终是我的家,刚好威尔斯亲王医院成立不久,我觉得是个机会,所以毅然决定回港从头做起,希望能够在事业发展上得到更大的满足感。

最初在精神科病房工作的经验如何?何时决定专研糖尿病治疗?

当时政府医院的内科职位非常热门,我被要求先在般含道的精神科工作十五个月,这段时间,我了解自童年开始,成长过程、教育等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家庭和事业。每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精神科重视聆听,碰巧我也喜欢聆听。我在精神科做得不错的,主管也说我会很快升职。后来我转职威尔斯医院,遇到啓蒙老师郭克伦教授,他很儒雅,医术精良,对病人很细心,我深受影响。他邀请我加入内分泌科,我很快便答应了。深入认识糖尿病后,我了解到这病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就像瓜与藤般夹缠不清。

治病便是「对症下药」。这个观念有修正的需要吗?

「对症下药」是治病的一个环节,像糖尿病这种长期病患,医人比医病重要。病人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心病还需心药医,医疗团队需要在背后支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给病人赋能,让他可照顾自己,健康起来。

这样,医者的角色是否也需重新界定?

医生还身兼科研、管理、教育的多角色。他是科技与病人之间的桥梁,尤其长期病患者在不同的地点、时刻,有不一样的需要,唯有经过医生的直接了解,才可适时选择最好的科技来防治。我们得通过长期研究,了解病的成因和后果,把问题呈示给合作伙伴,研发新的治疗方案。医生应深入浅出教导病人或高危人士怎样自我管理,掌握自己的健康,并教育下一代的医护人员继续改进。

谈谈你教学、行医和研究的风格吧。

我非常直言,常常强调医科生和教授都是因为有病人而存在的,学习不是单为了医科毕业,而是为了将来要做医生。所有的教学、培训和考试,都是在这个基石上发展的。我的要求很高,希望学生毕业时有价值观、技术和医德,知道自己有重要的社会责任。

行医二十多年了,见过不同的病人,年轻的,中年的,早期的,也有已经出现很多并发症的。他们会让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了解他们的情绪。我会鼓励他们正面面对糖尿病,照顾自己,认识自主的重要性。相信他们也感觉到我的真诚,觉得我真的听到他们说话。

糖尿病防治的涵盖很濶,包括流行病学、基因学、药物科研、管理学,甚至效益计算等,是跨学界跨业界的理念。我要决定策略,训练同事,激励大家互相了解,分享理念……。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不够专注,其实不然,我是非常专注于病人的多样需要,才采用跨界的模式去达到这目的。

还有哪个角色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的?

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当然便是妈妈。两个儿子已二十多岁了,多年来我一直忙于工作,但一有时间我便会和他们在一起,那是我最珍惜的。我尽量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知 识、人生观和经验。还有丈夫、家人给我支持,就像一张很大的安全网,让我放心投入工作。

闲下来的时候,会做些甚麽?

每一日我尽量给自己十来分钟,独自在房间里静下来,反思一下当天做了些甚麽,哪些不应再做,哪些应继续做,哪些该开始做。我很喜欢看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书,很想了解为甚麽社会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这样的,希望这些知识有助教研和行医。我也喜欢到有历史感的地方旅游,人在宇宙只是瞬刻的一点一滴,多知道过去,便会明白为何此刻身在此处,或者还会知道将来会是怎样。那麽,在这短短的数十年里可以做到多少把这个世界改变得好一点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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